11：00，31号病床上，77岁的老人斯新荣戴着呼吸机，在角膜捐献同意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女儿斯净做为家属代表也签上名。手续办完，老人放心地笑了。
斯新荣是杭州市萧山农业技术学校的退休教师。一个月前，因再度复发间质性肺炎住进了医院。
2月18日，斯新荣发现自己的病情好像更严重了，稍稍一动，就接不上气来。他怕自己时日不多，百年后自己还能为社会做点什么。他决定捐献自己的眼角膜。斯新荣开始寻找捐赠角膜的途径。“依稀记得，有个叫朱强荣的人，他总是很热心地帮助联系捐献角膜……”他在哪里？怎么联系上他？斯老背着家人，挣扎着从病床边摸出手机，给自己学校的领导打了电话，“我希望你们能帮我联系一下角膜劝捐的组织，找找朱强荣，我打算病故后把角膜捐献出去……”
学校的同事对老斯的话，挺在意。“不过你怎么不让家里人帮你找啊？”同事们很快又联系上了斯新荣的家人，家人一听斯新荣要捐角膜都有些摸不到头脑，“爸爸大概是生病昏了头，突然心血来潮了吧？”
2月23日，斯新荣再度病危。他耳中刮到一句：“可能过不了今晚……”斯老示意儿女们到跟前。平时都要靠手势来代替说话的斯老，此时表情凝重，吐字虽慢，但儿女们都听清楚了：“这次我怕是逃不过了，我身后要把角膜捐出去。这是我后的愿望了。”
原来父亲的愿望并非心血来潮，而是早就深思熟虑过了。儿女们赶紧四处打听角膜捐献的方式。
2月24日傍晚，大儿子终于找到了我省角膜劝捐员朱强荣。接到电话，朱强荣很快便联系了温州眼库的工作人员，寻找适宜的受捐对象。“需要角膜的很多，我们马上选择适合的移植者，我们先在此谢谢老人的这片爱心。”
25日，斯老终于见到了角膜劝捐员朱强荣。他挣扎着在亲人的搀扶下扶起了身子，举起右手，用力地敬了个礼。“总算找到你了，你可一定要帮我把捐角膜的事情落实。”
“我爸爸退休后，有很多爱好，大的爱好是摄影。转门寻找杭州有趣的‘角落’，用镜头记录下各种景象。他说希望自己能在有生之年多看看这个世界。”
“如果捐献成功，我还可以借别人的眼继续看世界……”老人乐观地说。
劝捐员朱强荣：我已劝59人身后捐角膜
朱强荣是我省位义务劝捐员、001号角膜捐献志愿者。
1997年2月他开始接触义务角膜劝捐工作。“我的个劝捐对象是妻子。我为自己填好了遗体捐赠志愿书，当时我妻子不理解，僵持了一个多月才在我的捐赠志愿书上签了字。到现在我已劝捐59人身后捐献角膜。他们中一部分已完成了捐献。斯老是我今年成功劝捐的第三个。”
朱强荣说，一般劝捐成功的都是像斯老这样自己或是家人有意向主动来联系的，而我主动上门劝捐成功的迄今只有3位。头号难题是传统观念束缚。虽然与前几年比，人们身后捐献器官的意识是增强了，但观念的突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。在国外，不少驾驶员在驾驶证上就写明身后志愿捐献的小卡。他们是很多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带来光明的使者。
十年前，朱强荣去医院劝捐，会被赶出来。现在遇到有捐献意向的患者，医院会主动找他，让他帮助填妥相关表格，也有许多志愿者像斯老千万百计寻找他，实现自己的美好心愿。
在朱强荣的印象中，去年成功捐献的特别多。1月，杭州86岁的离休干部王粒芒老人，身后留下眼角膜，让杭州63岁的倪美仙阿姨重见光明。“当时是我和医务人员一起冒着雨雪护送角膜到达省人民医院的。”
3月，76岁的开化县离休干部鲁思行突发意外，导致脑部受重伤，生命垂危，儿子鲁民强忍着悲痛，将父亲的眼角膜，捐献给那些急盼光明的眼疾患者。他主动联系了朱强荣。
“让我印象深的是两岁的男童斌斌。孩子停止呼吸的那一刻，悲痛的父母通过省儿童医院的医生，找到了我，填写了《公民自愿捐献角膜登记表》。孩子父母的话让我至今记着：‘儿子来到人世才两岁多就走了。我们留不住儿子的性命，但我们想留住儿子的眼睛，让他永远看着这个世界。’”
“还有一个是22岁的缙云青年潘勇杰。他自建爱心救助网站帮助60多位贫困学生，他患重病辞世前的后一个愿望，是捐出自己的眼角膜，帮助失明患者重见光明。我是在他的病床边请他与父母三人一起签订角膜捐献志愿书的。一周后，他捐出的眼角膜，在温州医学院附属眼视光医院植入一位病毒性角膜炎患者眼中。”